尽管如此，并不意味着韦瑜就此认输。
这不是他的性格。
现在是开元盛世，从历史的角度来说，这个开元盛世也确实算得上名副其实。
国内繁荣稳定，民众生活富庶。
大唐国力强盛，如日中天。
大凡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否，这个时代的衡量标准就是粮食和人口。
目前各地粮食富足，粮仓里堆满了粮食，足够全国三四年的口粮，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近700斤。
这个量，在中国历史上达到高峰。在此后的1200多年里，也一直处于高峰，直到1982年的时候，才重新达到这个标准。
此时全世界的人口只有两亿左右，大唐就有人口5000来万，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。
人口就是生产力，就是军力。所以大唐是世界上最大、最强的帝国。当之无愧的第一强国，世界中心。
长安城面积84平方公里，人口一百多万，是全世界最大、最先进的城市。在这里经商、学习、传教、寓居的外国人就有五万多。
中国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、漆器等各种商品，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遍世界。世界各地的商品汇集长安，行销全国，转销日本、新罗、东南亚、中东等地。
这里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，有最先进的典章制度。
当日本、新罗等国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在长安学习的时候，当这里开放包容的文化盛极一时的时候，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初期，非洲处于蒙昧的原始社会，澳大利大陆的少数土著处于原始社会的渔猎阶段，美洲大陆也处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时代。
但是，这个繁荣昌盛、开放豪迈、包容多元、气象万千的盛唐景象，二十年之后，将因为一场安史之乱而消失，大唐也转入逐渐衰落之中。
“安史之乱不仅仅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，也是中国古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从此以后，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各个朝代，再也没有大唐这样的崇高地位。”
韦瑜站起来，推开了窗户，任思绪飞扬。
大唐，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骄傲，也是永远的痛惜。
如果韦瑜没有穿越，他可以看在历史的时候，发出无限感慨。
但是他现在来到了大唐，成了一个唐人，这个大唐就跟他有了切身的关系。
不管是从国家的角度，还是从个人的角度，他都跟大唐的命运息息相关。
他今年才十七岁，二十年之后才三十七岁，今后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安史之乱跟他有关，大唐的衰落跟他有关。
在大唐繁荣的外表下，危机开始酝酿。
从政治上来说，李隆基从最初的雄才大略、励精图治，开始倦怠政事，觉得该做的事情都做了，可以歇歇，追求享乐了。
李林甫拜相，两年之后正直的张九龄被排挤罢相，标志着吏治开始腐坏。
大唐由盛转衰的三个重要人物李林甫、安禄山、杨国忠陆续粉墨登场。
商业的空前繁荣，催生了柜坊、飞钱这样的新型金融业态，出现了独立的金融资本。
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结合，造就了以王元宝为代表的一大批富豪。
这些富豪公开资助和网罗贡举考生，为他们进入官场提供帮助，培养他们的代理人。
富豪们跟权贵结合，合伙敛财。
权贵们也把自己的钱投入到柜坊，放高利贷，或者自己做生意，或者到富豪们那里入股。
资本和权力的结合，产生了大量的豪强。这些人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，已经开始干预和左右朝政。
关于资本跟权力结合，韦瑜有了一个重大发现。
他认为这个发现非常重要，在他前世的历史研究中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。
那就是外族的庞大资本已经开始跟大唐的权力勾结起来。
这种资本，以粟特商人的资本为代表、
到了大唐，韦瑜才发现，粟特商人在大唐是个非常重要的商人群体。
他们不仅仅是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商业力量，控制了丝绸之路上大部分的生意。而且深入到了长安、扬州、益州、广州等重要的商业城市和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。
在各个城市的高利贷中，粟特商人的资本是主要来源。
长安的许多官员子弟、宗室子弟、世家子弟，都是粟特商人高利贷的客户，很多官员、权贵都跟粟特商人有生意上的合作。
可以说，粟特商人的资本，已经渗透到了大唐的高层权力之中。
要命的是，这种资本是完全不受监管的。
由粟特资本，韦瑜联想到安禄山造反。
安禄山虽然领有三镇节度使，但是范阳、卢龙、河东三地的正常赋税，不足以支撑他十五万大军的庞大军费开支。